吴焜等七人在路上千难万险的行走，根据地的形势却在不断变化中。
1930年1月下旬，吴焜在逃亡时，胡洪疆带着中共四川省委派来的同志，从成都直接回到了根据地固军坝，传达中共四川省委的通知：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正式命名固军坝起义的城万红军，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简称“四川一路红军”。
红军游击队的队伍扩大了，除原有三个支队一个手枪队编制不变外，指挥部又任命杨金城为川东游击队第一路先锋大队大队长，傅友明为大队副，在宣汉万源边境的数百里山岭中活动，积蓄力量，扩大队伍。
向各县派出政治特派员。
省委指示精神传达完毕，队伍进行整编，整编刚结束，从城口开县结合部的白马泉一带，忽然窜来了被王陵基打败了的，杨森部旅长侯子俊，派人来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伙。
恰好李哲生、徐允士、胡洪疆三人带队出征了，总指挥李家俊，因队伍长期在偏僻山区作战，弹械不足，更缺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见信后，立即派黄埔学生出身的吴会治，带一支队去接洽，要求一定要将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带回根据地。
吴会治率一支队，来到白马泉，候子俊已经流窜到陕西去了，他又率队追去陕西，这一去，一支队如落石入大海，从此失去踪影。
一支队是四川一路红军的主力支队，枪械最全，服装最整齐，接受徐允士、吴会治正规训练最久，400个战士全是井溪坝的青年，作战时配合默契。它的损失，让四川第一路红军丧失过半的战斗力，根据地蓬蓬勃勃发展的良好形势，戛然而止，从此走了下坡路。
这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前期，湘南红军战士离开根据地回湘南，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一样，井冈山有毛伟人、朱德的英明领导，力挽狂澜，有骨干部队毛伟人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部队，可固军坝根据地……
在四川一路红军失败后，党组织收集到信息：候子俊的败兵旅，流窜到陕西，投了陕西地方军阀王光宗，吴会治追到陕西后，王光宗见一支队枪械人员齐整，动了吞并之心，对没有防备的吴会治，以提升参谋长为名，把他软禁并与部队隔离，然后武装挟持，将一支队400人枪，全部强行改编，打散安置。
吴会治出身富裕家庭，缺乏军阀斗争的经验，部队被分散后，被迫先后接受了陕军的团参谋长和团长职务，参与陕西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只身回到家乡万源县工作，1950年在万源县建设科长任上病逝。
李哲生——文强、徐允士、胡洪疆另有任务的原因，是根据总指挥部的决定，他们在正月将尽时，率领二支队向城口进军。
二支队是以胡洪疆家乡——旧院村的背煤青年为骨干，接受过较长时间党的宣传教育，革命觉悟高，群众纪律遵守得好，在粉碎刘存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战斗中，虽然是为一支队打酱油，逐步积累了一些战斗经验，枪械有所增加，实有200条步枪，手枪若干，机枪无，另有300革命的“神兵”队伍，全是大刀、长矛。这支神兵多次和二支队并肩作战，长期接受二支队的指挥，成了二支队的补充队伍，一旦缴获到枪支，人员马上增补进二支队。
李哲生、徐允士、胡洪疆这三位久经战阵的朱德政治军官学校的师徒，风云际会在川东北，注定要描绘出一幅四川革命战争史上的精彩画面。
借着支队部火塘里的火焰光芒，三师徒看了半夜地图，徐允士和胡洪疆分别介绍了城口县的情况，总之是山高、沟深、林茂、人稀，民穷、官狠、兵多，匪恶。
文强和徐允士抽着胡洪疆从成都带回的香烟，文强疲惫地靠在木椅上：“允士，你是指挥部的参谋长，你来说说，这仗该怎么打？”
徐允士诚恳地说：“大队长，您是北伐战场上的猛将，是我和洪疆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有人说我打仗有两把刷子，我看，您就是把大扫帚，怎么能跟您比？您安排吧，我俩保证执行。”
胡洪疆也在旁用真诚期待的眼神回答了文强。
文强拿起地图，指着说：“从你俩介绍的情况分析，城口人稀地域广，居住分散。全县驻军仅刘耀卿一个团，刘耀卿是刘存厚的侄儿，吃喝嫖赌样样全，部队的战斗力肯定稀松拉胯，而且团主力又被刘耀卿带到陕西，去跟陕西军阀王光宗争地盘去了，兵力空虚。我们主要的对手不是驻军，而是众多的民团。城口全县只有三、五万人，县城不会有多大，如果我逐乡逐镇的进攻，势必兵力分散，进度迟缓，给敌人留下了反扑的时间。”
胡洪疆：“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捣黄龙？”他把指尖指向城口县城。
文强笑道：“洪疆到成都去了两次，很有进步嘛，会说成语了。”
黑漆脸胡洪疆摸嘴笑：“那是，跟着朱总司令和您们这么久了，不会几句深奥的词儿，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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