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与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在成都秘密正式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预备组织——中国YC团。吴玉章、杨闇公就加入“中国YC团”组织向刘伯承动员，刘伯承并没轻易表态加入，表示要“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这种慎重的态度，令吴玉章、杨闇公深为感动和赞赏，决定设法把他引进党组织。
刘伯承戎马生涯后期的钻石级搭档、挚友邓公，曾对杨闇公、吴玉章发展刘伯承加入中国YC团一事作了高度评价。他在《悼刘伯承》一文中说:“伯承在1924年就接触了共产党人，但他没有马上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在经过了两年的认真观察和思考之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邓公在这里所指的“共产党人”，就是当年的杨闇公和吴玉章等人。
直到1926年5月，在彷徨、苦闷中度过两年的刘伯承，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的要求。由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实现了他由职业军人向革命军人的转变。杨闇公和吴玉章的教育引导，促成了刘伯承革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转折。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重庆集会的地方是二府衙街70号杨闇公家。杨闇公常叫五弟杨尚昆做会议记录，跑“交通”，送信。
1926年9月中旬，党中央作出，在四川“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指示和决定。
10月，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邓演达有鉴于杨森摇摆不定的态度，提出:“杨森兵力雄厚，对湖北宜昌、武汉等威胁甚大，共产党员要负责作川军的工作。”要求解除四川军阀杨森部对武汉的威胁。已到中央工作的吴玉章推荐刘伯承回川，以“国民党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得到中央同意。
按照中央安排，刘伯承由广州回到四川后，先到万县会晤朱德，再到重庆向杨闇公汇报。
杨闇公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对刘伯承、朱德、陈毅这三位川籍元帅的早期革命生涯，都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杨闇公为中国革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也激励了这三位新中国元帅的的革命斗志，他们之间的革命战斗友谊十分深厚，可歌可泣！1957年3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潼南县双江镇为杨闇公烈士建立墓碑，朱德委员长含泪题写了碑文:“永垂不朽——一九二七年重庆三月三十一日惨案牺牲烈士、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同志之墓”。
1959年3月17日，刘伯承在成都金牛宾馆发表了关于泸顺起义的专门谈话，详细介绍了当年他和杨闇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情景。他独眼含热泪，满怀深情地说:“闇公同志牺牲时才29岁，他意志坚强，有毅力，有决心。重庆应该修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些烈士们。”
书归正传，重庆地委的几名委员到齐后，重庆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闇公，主持了重庆地委会议。会议先听取了委员们的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了当前革命工作。随即，召开第一次地委军委扩大会议，刘伯承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以及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役构思和具体策略。
会议决定：组织发动泸州、顺庆(今四川南充市)起义，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牵制四川军阀出川，为北伐排除危险。军委会同意了刘伯承组织泸顺起义的具体方案，并进行了分工:
杨闇公在重庆主城和周边，主持协调全面工作和与各路军阀进行周旋；会后，杨闇公与刘伯承同赴合川的川东江防军黄慕颜部，策划起义事宜。
刘伯承任起义的总指挥;
陈毅任起义部队政治部主任，负责指导泸州起义;
童庸生负责指导顺庆起义。
根据杨森表态参加起义的承诺，朱德继续回万县做杨森的工作，争取通过军校，拉起一支由党掌握、以军校学员为骨干的新型师级军队;
欧阳钦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时间紧，任务重，会议结束，大家立即按分工各自忙碌去了。
吴焜随着朱德，回到万县的宝隆洋行，刚进门，冉秘书就接到北伐军总政治部的电报，令朱德陪杨森到武汉述职。
朱德这次到武汉去时，见独立旅诸人学习认真，就只带了冉秘书和吴焜。杨森却怕乱军复杂，又惧怕国民政府扣押他，精选了一百手枪兵保驾，四姨太田衡秋陪伴。
11月19日，杨森随朱德，乘坐法国轮船出了西陵峡口后，立即和迎接的部下一起，到与北伐军相持的前线，查看了北伐军阵地，目睹北伐军阵地上兵力齐备，老百姓热情支持，枝江、监利、公安又均被北伐军控制，杨森意图反击的想法荡然无存，匆匆回了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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