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冷笑道：“哼，若是不答应那些世家的要求，他们岂不是要将大魏拱手送给他人了？”
王凌咳嗽几声急忙摆手：“咳咳，那倒不至于，丞相言重了，但依老夫所想，丞相的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以他们的实力，多半会重新选一个人来坐这个位置，甚至是自己坐上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曹爽听罢随即又开口道：“若是答应了他们所请，在朝中多给世家的人安排些位置，他们又当如何来回报？”
王凌的脸色随即又阴转晴笑着道：“合则两利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若是丞相答应了，他们也自然会尽心拥护丞相，甚至丞相想要那个位置，他们也会效仿王莽当初的造神运动尽快替丞相实现这个愿望的。”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
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被起义军战士(商县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就向杜吴问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现在都还收藏在洛阳的府库中。
西汉王朝已经行至强弩之末，关于汉家中衰的谶语比比皆是，有的还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三七之厄”“百六之灾阸”即将来临。
汉哀帝下罪己诏，罢免宰辅，以当其祸，建平二年（前5），曾一度易号而“再受命”，但这些举措无济于事。在民间，为旱涝、饥荒、盗贼、盘剥所折磨的百姓，在现世无望后，选择拜伏在西王母脚下。
建平四年的春天，关东遭遇了持续大旱，随之，一场浩浩荡荡的传诏筹的群体性事件爆发。民众仿佛着了魔一般，四方奔走，手持木条或麻秆，互相传递，称为“行诏筹”，并且纷纷往长安奔走，路上相遇可达千人，他们披发赤足，行色匆匆。经郡国二十六，在夏季来临时，赶到京师长安。在长安，西王母的信徒们在街巷阡陌间举行祭祀，设博局，行乐舞，来拜祠西王母。此外，他们还传递符书，称“佩戴此符书者，可以不死，如果不信，在门枢下可以看到白发”。如此这般，直到秋天事件才平息下去。
这仿佛是民间自发的宗教狂热，细究之，却是一场组织严密的政治运动，关东二三十个郡国（约占全国郡国数的三分之一）百姓忽然间为同一个信念所驱动，以传诏筹的形式迅速串联，千里奔驰，甚至能动用官家的驿站传行，齐聚长安，在天子脚下，歌舞祭祀，击鼓喧哗，闹腾达数月之久，竟然无国家机器出动遏制？若无系统组织和资金支持，若无幕后主使的强大势力，难以想象，平民可以掀起如此浩大洪波。
奇怪的是，这场运动却倏而来忽而逝，秋后事去无痕迹。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是幕后主使呢？他为何要操纵这样一场运动呢？史书的记载于此晦涩不明。若观察汉哀帝建平四年前后的政治形势，或许就能寻出幕后主使的蛛丝马迹。
在整个汉成帝时代，因为孝元太后王政君的缘故，外戚王家摄控权力，“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继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之后，后起之秀王莽成为这个家族的带头人。
但是时局变易了。汉成帝驾崩而无子，侄儿汉哀帝即位。哀帝自然亲近自己的母家，傅、丁外戚崛起，试图挑战王家。王莽不得不下野。三年间，他杜门自守，等待时机。其间官吏上书为王莽鸣不平者仍数以百计，可见王家势力的根深蒂固。传诏筹事件发生时，王莽在野，看似无关。
该事件后数月，元寿元年，天空显示了日食的异象，哀帝下诏罪己。周护、宋崇趁机大力颂扬王莽的功德，于是，一道诏令下，王莽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可见，在时间轴上，传诏筹事件正坐落于王莽否极泰来的转折点上。那么，此事真的与王莽无关么？
在传诏筹事件中，有一个人的感受非常重要，那就是汉哀帝。在建平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到无形的压力正在步步紧逼。在第二年，被恐慌折磨的汉哀帝诏令王莽回朝。显然，在这场政治的角力中，他败下阵来。那么谁是此事件最大的受益者，谁就可能是事件的制造者，答案就是：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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