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场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仍有部分守旧派文人对这种新的创作方式心存不满，他们在各种场合对新派作品进行批评和诋毁。一些人认为数学的介入破坏了诗画的纯粹性，使艺术变得过于理性和机械；还有人指责新派文人背离了传统的审美标准，是对先辈文化遗产的不尊重。
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林翀、苏东坡和王希孟并未退缩。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的诗画展览和学术辩论会，邀请守旧派文人一同参与。在展览中，新派诗画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观众，人们被作品中展现出的新奇意境和创新手法所折服。在辩论会上，林翀等人有理有据地回应守旧派的质疑。林翀引用大量的历史文化发展实例，说明艺术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创新与突破，数学与诗画的结合并非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拓展与升华。苏东坡则以其雄辩的口才和渊博的知识，阐述了新创作方式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积极意义。王希孟展示了自己在学习数学前后绘画风格的转变以及新作品所取得的突破，用事实证明这种新方式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接受这种新的创作方式。守旧派的声音逐渐被淹没，新派诗画在文坛和画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场诗画界的变革不仅丰富了艺术创作的形式和内涵，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墨客。
林翀、苏东坡和王希孟并未满足于此。他们意识到，这场变革不应局限于中原地区，还应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域。于是，他们决定踏上更远的旅程，将这种新的创作方式带到边疆地区以及海外国家。
他们首先来到了西北边疆。这里的文化与中原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族艺术让林翀等人深受启发。他们与当地的艺术家们交流合作，将数学与诗画结合的方法传授给他们，同时也学习吸收了边疆地区艺术创作中的精华元素。在边疆地区，新的创作方式与当地的艺术风格相互交融，催生出了一系列具有浓郁边疆特色的诗画作品，描绘出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壮丽景象以及边疆人民豪迈奔放的生活。
接着，他们乘坐商船出海，在异国他乡受到热烈欢迎。不同国家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为林翀、苏东坡和王希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而他们所倡导的数学与诗画结合的理念，也如同星星之火，在对外交流中悄然传播，顺着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路径，逐渐向西蔓延，最终抵达了正处于黎明前夕的西欧大地。
彼时的西欧，中世纪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与对艺术革新的追求已如地底涌动的岩浆，蓄势待发。林翀等人带来的创作思路，恰似投入干柴堆中的火种，瞬间点燃了西欧艺术界变革的热情。
率先受到影响的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座孕育了无数艺术巨匠的城市，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前沿阵地。一些年轻且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如乔托，在接触到数学与绘画结合的理念后，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乔托意识到，运用几何图形构建画面结构，能够赋予作品更强烈的立体感与空间感。他在创作壁画时，借鉴林翀所讲的利用三角形、圆形等基本图形来布局，使得画面中的人物和场景更加稳定且富有层次，仿佛从平面中跃然而出，开启了文艺复兴绘画对写实风格追求的先河。
在诗歌领域，彼特拉克对以数列构思诗歌节奏的方法深感兴趣。他尝试将数学的规律融入诗歌创作，打破了当时诗歌韵律的固有模式。通过巧妙安排诗句的长短、停顿的节奏，如同运用数列中的等差、等比规律一般，他的诗歌在韵律上产生了独特的变化，读起来抑扬顿挫，情感表达更加细腻且富有张力。他的十四行诗因此在意大利广为流传，不仅为当时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来的诗人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思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源自东方的创作理念在西欧迅速传播开来。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对林翀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实践。他对人体结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数学分析，精确测量人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并将这些数据运用到绘画中。在他的作品《维特鲁威人》中，人体的比例与几何图形完美契合，充分展现了数学之美与艺术之美的融合。而在《蒙娜丽莎》中，达·芬奇运用黄金分割比例来确定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以及各部分的布局，使得这幅画无论从整体构图还是人物神态的表现上，都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和谐。同时，他还借鉴三角函数描绘自然景观中线条的起伏变化，为背景的山水增添了生动逼真的效果，仿佛观者能够身临其境。
米开朗基罗同样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雕塑创作方面，他以数学原理为指导，精准地把握人体的比例与动态。在雕刻《大卫》时，米开朗基罗运用对人体肌肉和骨骼结构的数学理解，使得大卫的身体线条流畅自然，肌肉的起伏与力量感仿佛蕴含着精确的数学计算。这种将数学与雕塑艺术相结合的手法，使他的作品不仅展现出人体的美感，更传达出一种内在的力量与精神，成为了文艺复兴雕塑艺术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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