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们的会终于开完了，东征军休整后又出发了。
从花桥寺，经过三元村，到了一个叫九停的乡。
尖兵突然发现有数百的团防兵，在前方的山梁上阻击，修有简易的工事。总指挥李光华命令二大队中最精锐的一中队，利用地形向前抵进，伺机发起冲锋。又叫警卫员王天伦挑选精干队员20人，从侧翼突击；再派吴焜率号兵10人，也利用地形靠近敌人。
准备就绪后，李光华一声令下，顿时，冲锋号四起，好似千军万马。山梁上团防，见红军两路来攻，军号嘹亮，不知有多少人马杀来。他们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一个个心惊胆战，狼狈逃窜，仅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三路红军到了忠县着名的石宝寨。
这时，在涪陵县落云坝游击的原四川二路红军的前敌指挥赵启明，带着一部分干部战士赶到石宝寨，要求参加三路红军，被指挥部任命为三大队副大队长。
石宝寨乡政府实际上是控制在忠县县委手里，忠县县委吴逸僧、石宝寨团总谭蜀平，热情地接待了二路红军。
在中共忠县县委和江对岸石柱县西界沱支部的协助下，收集了六十多条木船，由党组织控制的西界沱“平民革命军”杨敦分队，为队伍作渡江掩护，三路红军顺利渡过长江。
在石宝寨码头上，副总指挥王维舟，此时得到中共四川行动委员会的批准，回川东北继续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和总指挥部的同志握手告别。
在覃文、牛大鸣等同志的心中，这位年老糊涂，思想跟不上时代的老同志，离开三路军，是对三路军东征的一个贡献，从此没有他的唠叨，没有了他前怕狼后怕虎的小心谨慎，革命队伍将会收获更大的成功，东征胜利指日可待。
吴焜见王维舟书记要回川东北，同行的有梁平县委的人，对此，忧心忡忡。他把和鼎罐难舍难分的耧竹竿牵过来“王书记，您的指示我记住了，这匹骡子，叫耧竹杆，您把他骑回去，最好您只带警卫员，越快越好。”王维舟诧异地望了吴焜，半晌，点了点头：“是呀，大山坪还等着我。”
鼎罐抚着耧竹竿的头：“有情况时，您只管骑着它，它有灵性，会驮着您脱险的。平时您不用绳索拴它，到了大山坪，您放了它，它会自己回到马叔家的。”
心情复杂的王维舟同志踏上了返回根据地的路。
其实，这印证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名言。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最早抵制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其二是毛伟人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抵制。在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不克时，毛伟人当机立断，舌辨群英，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保存了红军力量，不然中国革命会走上更加坎坷不平的道路。
王维舟作为川东北根据地和川东红军的创始人，他的回归，是四川革命的幸事！没有他在石宝寨果断的退出，没有他果断冒着党内舆论、个人荣辱的巨大风险而回归，就没有川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来的蓬勃发展，就没有红33军的序号。
但是，具有高度党性，敦厚温良的王维舟同志直到逝世，也觉得自己的独自回归，有愧于东征牺牲的战友。
这是一个红军将领的愧疚，源自忠诚。
1930年8月7日下午，李光华率三路红军渡过长江进驻西界沱，将总指挥部设在万天宫，令各大队分住寺庙，严禁扰民。
共产党员秦伯卿，原在万县杨森军部任职，与刘安恭、朱德一起做杨森部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杨森分别叛变革命后，他回家乡石宝寨拉起了平民革命军，有五百人枪，在石柱的崇山峻岭中游击。
三路红军渡江之前，他接到忠县县委的通知后，迅速来到西界沱，指挥平民革命军，首先击溃了西界沱杨晓臣的团防大队。为防止国民党军阀和邻近乡镇反动团阀袭击渡江的三路红军，秦伯卿坐镇西界沱，指挥平民革命军在西界沱周围高地和江岸线一带警戒，令船工为主的杨敦分队，在江面上保护，使三路红军顺利过江。
第三路红军在西界沱边的陶家坝，与平民革命军会师之后，秦伯卿按三路红军总指挥部要求，令平民革命军三个中队分别驻守西界沱周边的尖山子、黄角岩、江家岩、云儿山一带高地，继续担任警戒任务。
总指挥部在西界沱召开会议，任命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秦伯卿为副总指挥，赵启明、饶惠丰等担任各级军事领导职务。
中共西界沱支部，组织了西界沱社会各界人士慰劳三路红军将士，给各大队分别送去了大米、猪肉、蔬菜和西沱小曲酒等，在各路口、街上张贴了热烈欢迎三路红军的标语，西界沱街上的居民自发在自家门前设了茶水站，为过往红军战士端茶递水，使三路红军将士感受到了游击根据地人民的亲切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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