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党代表悻悻地走了。
剩下个杨森，独自在厅里烦躁地踱步。
吴佩孚刚把四川省省长的这顶大官帽，从赖心辉头上揭下，戴在自己头上，知遇之恩深重！当下，他在湖北与北伐军决战，如果自己这时通电，无异于在他背后捅一刀，像袁祖铭那样，这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
副官报告：有北京来客求见。
哦，快请！不，我亲自去迎。
公馆院子，三个长衫青年人，一个是自己派到北京的代表喻正衡，他亲自回来肯定有大事！另一个怎么是他？陈毅——认识，还有一个青年，不认识。
投机、站队、两面骑墙，是军阀必备的本领，也是地方军阀生存的秘诀之一。通过自己派到北京的代表喻正衡，联系上中共在北方的领导人李大钊，要求革命。陈毅是李大钊党务工作的重要助手，李大钊根据党的工作计划，派陈毅回川做杨森的工作,喻正衡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陪同回来。
在返回四川路途中，喻正衡和陈毅在汉口江汉关码头，碰到了朋友杜钢伯。杜钢伯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会负责人，刚刚毕业，想去成都找工作。陈毅考虑到他是广安人，和杨森同乡，哥哥又在杨森的九师司令部工作，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助手，便说服他一起到万县去做杨森的工作。
杨森请客人进了大厅，让座、请茶，一边看着李大钊的信函，一边笑容可掬地与客人应酬。
陈毅边饮茶，边打量这位如在迷雾中的四川大军阀。
陈毅和杨森这已是第三次打交道了。1922年1月下旬，旅法归来的陈毅，作为四川籍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代表，和另三位代表黎纯一、周岳钦、喻正衡，回到重庆，求助省府，要求帮助生活费。
军阀连年混战的四川，军政巨头更迭频繁。当时，总揽四川军政事务的头儿是大军阀刘湘，和他的第二军军长杨森，都住在重庆。陈毅等到达重庆后，设法见到了刘湘和杨森，陈述了困难，要求省政府解决川籍学生的学习和经费问题。大出陈毅等意料，刘湘、杨森都表现得热情积极，胸脯拍得咚咚响，豪情满怀的表示，无论如何要为他们解决，决定从路款（即曾引起过四川“保路风潮”的那笔铁路款项）中拨出一部分来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
然而，只闻雷鸣，并无雨下。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毅等并没有得到一分钱。原来，刘湘、杨森等既想出面解决博个思想进步、慷慨大方的名声，又不愿自己出钱，而且，当时刘、杨的势力实际只控制川东一隅，统治不稳，军饷缺乏，就想借解决留学生生活费为名，把这笔集资的路款，骗出来用。掌握路款的人，当然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于是双方推来推去，久拖不决。陈毅等人，等不起了，杨森就聘请陈毅等人到他的二军去当“秘书”。喻正衡去了，陈毅断然谢绝，还想继续争取，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宣布就任了四川省长兼总司令。
为了要到学费，陈毅等又赶到成都。成都的军阀们忙于打仗，陈毅等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只见过刘成勋一面，毫无结果。其他同学怅然别去，最后只剩下陈毅一个。
一同回四川的同学周钦岳，当了重庆《新蜀报》总编辑，邀请陈毅到《新蜀报》任主笔，解决生活问题。当了主笔的陈毅难抑心中的愤怒，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军阀政治。四川军阀的“光辉形象”美颜面膜，被陈编辑撕得稀烂。
又打回重庆的杨森，第二次召见陈毅，要他改唱军阀的赞歌，陈毅怎么会？结果是马上被杨森“礼送出境”。
往事历历在目，杨森见到故人，面子上也有些郝然，对陈毅说，“你留过洋，是大钊先生的高足，我不敢让你屈就，暂时作为我的幕僚吧？你可以到我的各部队走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军部任你出入，我的公馆你可以随时来，我愿意随时听到你的高见。”
这样的话，陈毅有相当大的自由，能够更好的在杨森部，开展兵运工作。陈毅立即同意了。
喻正衡向杨森推荐杜伯钢，杨森问了履历、学历，安排他到九师师部当副官去了。
两人谈了一会时间。杨森道：
“陈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派来我军的党代表朱玉阶，也在万县，是否愿意见一面。”
“是朱德将军吧？敬仰已久，当然。”
“好。来人，去请朱代表来公馆。”
山里娃黑大汉胡洪疆最近承担买菜的任务，他没见过市场上那些长江捕上来的各种鱼类，稀罕，每次都是流连忘返，未归。
徐允士从兜里摸出一个硬核桃，递给坐在房间候命的吴焜，要他捏碎。
吴焜试了试，单独的一个核桃，借不了力，摇头，不行，如果同时捏两个，能行。
徐营长又从兜里掏出个生鸡蛋，要他只用一只手，和核桃一起捏，鸡蛋不能碎，核桃要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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