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广德二年（764年），是代宗李豫继位的第二个年头，也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一年，百姓嗷嗷待哺，国家百废待兴！
这一年，代宗组织了战乱后的首次人口大普查。普查结果令人震憾，全国累计290万户、1690万人，比起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万户、5288万人，约有3600万人死于战乱。
这一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被逼叛出大唐。为了应对危机，代宗采纳李抱真意见，起用赋闲已久的郭子仪。郭子仪重披战袍再挽狂澜，止住了吐蕃扩张态势，成为代宗时期的中流砥柱。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雍王李适成为皇太子，大唐后继有人！
这一年，元宰、杜鸿渐取代遭到宦官构陷的刘宴、李岘，登临相位，与王缙一起组成了代宗的宰相班底。
这一年，代宗起用被贬为太子宾客的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刘宴在宰相元载的支持下，协调沿途各道节度使，组织人力清除通济渠泥沙，使大运河畅通无阻，重新恢复了漕运。每年可从江淮向关中转运数十万石粮食，有效缓解了关中缺粮现状。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代宗在尽最大努力试图恢复战乱带给国家的创伤。只是前人留下的摊子实在太烂，内忧外患之下的大唐百病丛生，皇权已衰、人心离散，想要重焕生机需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性格优柔的代宗显然无法胜任。
【02】
永泰元年（765年）三月，代宗下令让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等十三名文武大臣在集贤殿待命，以便及时商议、处办国政。
左拾遗独孤及上疏指出：“陛下召集裴冕等人候命以备咨询，这种做法非常好，是五帝才有的盛德。然而从近期情况看，陛下虽能容忍他们的耿直，却并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只有宽容的声誉，没有讷谏的事实，使得劝谏的臣子不再言语一心安享俸禄，互相结交以便仕途通达，让忠直的人大感叹惜，臣也深以为耻。”
“如今战火连绵已近十年，百姓无法生产，生活全无着落。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家宅馆舍横亘街巷，奴婢都有吃不完的酒肉，贫困的人却要拖着瘦弱的身体从事繁重劳役，被官吏们敲骨吸髓。”
“长安城中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杀人的暴行时有发生，官府从来不敢过问。将军怠惰放任，士卒暴虐横行，百官无人做事，有如沸粥乱麻。”
“民众有事不敢向官府报告，官府有事不敢向陛下禀明，忍受着痛苦折磨，无处可以控诉。时局混乱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仍不去考虑如何挽回，臣实在感到恐惧。”
“现在边境只有朔方、陇西遭受吐蕃侵扰，依靠邠州、泾州、凤翔的驻军完全可以抵挡。除此之外，天下大体平定，可是驻防各地的大量军队并没有解散。”
“倾尽国家财力，去供应用不上的军队，臣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出于居安思危，可以选派精兵控制要地，开设屯田，将其他冗员全部裁撤，把供应他们的物资充做劳苦百姓的租赋，国家每年就可以节省一半开支。陛下怎么可以固步自封，坐等着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呢！”
独孤及的这番话虽说点到了根子上，但也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裁军一事谈何容易，那些割据一方的藩镇怎肯轻易抛舍靠着战乱获得的巨大利益。恐怕诏令一下，国家立刻就会陷入战乱。
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代宗也只能将这份慷慨激昂的提议搁置起来。
【03】
四月份，代宗派御史大夫王翊兼任诸道税钱使，前往各地督导租赋征缴工作。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谞入朝汇报，代宗向他询问盐铁税每年营利情况，他却许久没有应答。
代宗追问，他说：“臣从河东前来，一路上看到小麦颗粒无收，农民愁苦怨叹。臣以为陛下见到臣，一定会先向臣了解民间疾苦，没想到竟然问臣收了多少税，所以臣不敢回答。”
裴谞在用这种方式委婉表达苛捐杂税过多，代宗向他致歉，升任他为左司郎中。
裴谞说的没错，然而这么多的军队要养，还要维持朝中权贵的奢侈生活，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代宗不关心税收又能关心什么！
在这种思想下，时任京兆尹的第五琦提出了“什一税”，即每十亩田收取其中一亩的粮食作为租赋，代宗当即予以允准。
大历元年（766年）正月，代宗又让户部尚书刘晏、户部侍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刘晏、第五琦都是有唐以来知名的理财能臣，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除了竭泽而渔还能有什么办法！
代宗时期的国力与唐初时相差不多，完全可以借鉴当时轻徭薄役的方式与民休息，但是过惯了奢靡日子的权贵集团又怎肯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
十月十三日是代宗的四十岁生日，各道节度使纷纷进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皇帝庆生祝寿，这些财物累计价值二十四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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