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子，敲打着县长办公室的窗棂。炉火燃得正旺，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却驱不散室内沉凝的气氛。
我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县政府办连夜起草的《关于东洪县当前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思路的专报》。
韩俊转身将一杯刚沏好的热茶放在我手边，红茶红茶在白瓷杯里舒展成暗红的绸缎。韩主任低声提醒：“县长，专报初稿按您昨天的指示梳理好了，重点突出了‘四个刻不容缓’和石油公司‘稳定划转、稳妥清退’两个稳妥方案。”
我点点头，端起茶杯的手指顿了顿，杯壁的温度烫得人指尖发麻，便又放下茶杯拿起专报。文字凝练，条理清晰，将石油公司职工分类安置、财政兜底支持、事后追责机制以及源头治理措施都写得明明白白，特别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核心思路阐述得很到位。看着上面的情况，几次都想和张叔打几个电话，倾诉心肠，争取支持。但晓阳也是一再劝我，争取支持和解决麻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委钟书记要的绝对不是有困难就上交的干部，而是要一个能啃硬骨头的县长。我清楚，这些专报和简报就是向市委市政府展示东洪班子面对复杂局面、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关键材料。
我在几处措辞上做了细微修改，将“刻不容缓”的紧迫感与“稳妥推进”的审慎性结合得更加严密，又在“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前加上了“在确保划转平稳和‘两会’顺利的前提下”的限定，给后续操作留出必要的缓冲空间。
“嗯，可以了，就这样报市委市政府，抄送市政法委。”我将修改好的专报递还给韩俊，随即问道，“韩主任，公安局的材料呢？金勇同志那边还没动静？”
韩俊面露难色：“还没送过来。刚才打电话催问过，万局长说田书记坚持要再仔细核对每一个细节，确保滴水不漏，可能还要再等等。”
我眉头微蹙。田嘉明的刚硬和对细节的执着是柄双刃剑。材料扎实固然好，但时间不等人。孙海龙把人带走已经一天一夜，拖得越久，变数越大，局里人心浮动，市里的误会也可能加深。
“再催！告诉嘉明同志和金勇同志，中午之前，材料必须放到我桌上！”我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转念一想，田嘉明那份宁折不弯的劲头，写出来的东西只怕火药味十足，字里行间都是对孙海龙“程序不当”的控诉和对“暴力抗法”的强调。这样的东西，递上去固然解气，但无异于火上浇油，和市政法委硬碰硬地打擂。打赢了又如何？上级权威受损，日后工作寸步难行；打输了，更是万劫不复。就算是打赢了也是输了。 只是如今这个道理，田嘉明此刻未必能完全体会。
我心里暗道：“不行，必须软处理。硬顶是下策。冤家宜解不宜结，还是要去市政法委，找李显平书记汇报工作。”
“等等，”我叫住他，补充道，“韩主任啊，这样，你先去了解一下，李显平书记也是咱们东洪人，最近……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或者，他爱人喜欢什么？咱们东洪虽然穷，但家乡的土特产总还有几样拿得出手。准备些，不用多贵重，重在心意，显得我们尊重领导，也懂礼数。联络感情嘛。”
韩俊心领神会：“明白，县长。我这就去打听一下，准备些咱们东洪山里的香油、新出的红薯粉，应该拿得出手。对了，听说李书记喜欢书法？要不要……”
“不必了，”我摆摆手，“太刻意了反而不好。就带些特产，朴实点。多准备几份，准备妥当后待命吧。”
韩俊作为办公室主任，这些迎来送往，人情往来倒是不用我操心。
我心里暗道，还是先给李书记打个电话，约一下时间，最好能一起吃个晚饭，显得更正式些。
上午十点整。办公室内炉火正红，电话机安静地躺在桌上。我处理完了桌子上的文件，又听了刘志坤、马立新关于第一次民办教师考试的成绩汇报才闲了下来，找到机要通讯录，拿起电话，拨通了市政法委书记李显平的专线。
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是李显平熟悉而沉稳的声音：“喂，我是李显平。”
“李书记您好，打扰您了，我是东洪的李朝阳。”我的语气带着下级应有的恭敬和热忱。
“哦，朝阳同志啊，有什么事？”李显平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李书记，是这样。关于我们县石油公司划转和超编人员清退工作，以及近期围绕老黄同志的一些情况，我们县委县政府形成了一份专报，想当面向您做个详细汇报，同时也有些具体情况想聆听您的指示。您看……您今天方便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下午过来拜访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仿佛能听到李显平指节轻轻敲击桌面的声音。
“汇报工作？”李显平的声音依旧平稳，但透着一丝疏离，“你们的专报，我经常看，没有必要你这个县长专门跑一趟嘛。朝阳同志啊，关于石油公司的事，很有代表，你们处理好，为下一步政法委做好国有企业的改革期间的稳定工作总结一些经验。至于老黄同志的事……”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几分，“海龙同志在你们那儿调查，是代表市政法委行使正当职权。你们要端正态度，积极配合调查，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要警告某些同志，不要搞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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