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他重用小人奸臣、宠幸妲己、残害忠良、贪图享乐。
在有了描写夏朝桀时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先秦三朝，包括后来的周朝，他们的末代君主在德行之上都是饱受诟病。
不知道是后来的史学家主观记载的原因，还是有着更多的历史原因。
这一点在我们通过与明清两朝的末代君主比较，就可以发现末代之君往往都是想要力挽狂澜的，采用的也都是不同于从前的非常之法，效果如何且不去说，决心都是有的。
而帝辛可以说是一个想要有作为，而且也是有所作为的君主。
多年的对外征战，对内采取多项的改革，帝辛所作所为如果是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君主身上，都是雄主之姿。
可内部的矛盾重重，简单的办法已经无法解决，身边还有着一个周部落对自己虎视眈眈。
根据记载帝辛自幼勇武过人，力能搏虎，还精通音律，性格上则是刚愎自用，那么在现实和性格的双重影响下，帝辛在位后期一系列的残暴之举是不是就能说得通了呢？
帝辛在位之时，神权在商朝已经十分式微，它只能在名义上谴责君主，而没有更多实际上的作用，而帝辛便被描述成了一个不敬神明的君主，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帝辛就是因为亵渎女娲娘娘，而被女娲派遣妲己覆灭殷商。
他任用来自下层的费仲、恶来、飞廉等人，不被当时的世家大族所允许，也打破了旧有的用人制度，造成了帝辛与这些大族的分歧，给商王朝的内部造成了极大政治和谐造成了极大破坏。
而这些在名义和政治上都给商王朝的覆灭打下了基础，而对于忠良和贤臣的迫害在表面上来看却是危害最大的。
帝辛在位时的武功虽然主要是击败东夷，可他对各诸侯的掌控却是一点也没有忽视。
当时在商王朝的属国里，有着三个强大的属国，周国、鬼国、噩国，他们的领袖分别是西伯侯、九侯与鄂侯，帝辛因此将他们封为三公，以掌控外服。
九侯有一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帝辛，可帝辛荒淫无度，九侯的女儿十分不喜，使得帝辛大怒，不仅下令杀了她，还把九侯处于了醢刑（剁成肉酱）。
鄂侯因为向帝辛进谏，激烈争辩，毫不退让，使得帝辛对他也处于了脯刑（制成肉干）。
先秦之前的刑罚，大都没有脱离原始蛮荒的意味，后世所谓的腰斩、五马分尸在这一点上跟它们是根本无法相比。
而被称之为古代最残酷的刑罚凌迟也只是技巧和心理上的超越。
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因为这两件事也是心生不满，对帝辛颇有微词，被人告发之后，帝辛因为忌惮周部落的实力，便将他囚禁在了羑（yǒu)里，就是司马迁笔下‘盖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地方。
历史在这个时候好像突然重叠了起来，当年成汤灭夏之前，也是被桀拘留，而姬昌的父亲季历也是被商王文丁给囚禁在了王都。
姬昌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对商王朝愚忠，而是与成汤一样，在部下的努力之下，向帝辛进献了大量的珍宝和美女，他才最终被释放。
帝辛这个时候不仅没有继续为难周和西伯侯，还给了他征伐诸侯的权利，使得周国的实力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
西伯侯姬昌这次回到周之后，也像成汤那样发展周的实力，推行仁政，等待着商王朝的气数耗尽。
而帝辛也好像就此把周给遗忘了一样，哪怕是西伯侯在消灭黎国之后，帝辛的大臣向帝辛报告，此时的帝辛就像是当初的夏桀一样，昏庸到了极点，看不清王朝的末路，还自以为天命加身。
姬昌在位五十年而逝世，他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此时的商王朝与周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而周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
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生息之后，武王亲自率军东征，在盟津这个地方与背叛帝辛的诸侯会师，据说当时前来的诸侯数量有八百个，可武王觉得讨伐商王朝的时机未到，便又班师回国了。
此时的商王朝虽然已经是行将朽木，帝辛也早已没有继位之时的雄心，昏庸无道、残暴不堪，可他的身边还有着不少的忠臣贤良。
微子多次劝谏帝辛，可都没有结果，便逃离了殷国；比干屡次进谏，惹怒了帝辛，被帝辛剖胸挖心；箕（jī)子(帝辛的叔父）见到这样的情况十分害怕，本想要靠着装疯逃过一命，可被帝辛知道之后反倒把他囚禁了起来。
这三个人在后来，被孔子称之为殷末三仁。
而这一逃、一死、一囚，预示着商王朝的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姬昌没有等到的灭商时机，终于被他的儿子姬发等到了。
帝辛二十九年，武王正式出师伐商，第二年，伐商大军进行了孟津之誓，确立了周的领导地位，进行了灭商前的最后准备。
帝辛三十年（约公元前1046年），周率领的伐商大军与帝辛的军队在牧野进行了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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