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也不是盲目自大。因为在当今，汗廷并不是没有对他们设防。
就像安排莫斯科监管其他各国一样，在北方，汗廷借助与诺夫哥罗德的合作，实际上也在钳制莫斯科的势力。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位于大陆最北方，城市就坐落于沃尔霍夫河上。沿河向北，是巨大的拉多加湖，再从湖里顺涅瓦河出来，就能进入芬兰湾。
诺夫哥罗德的土地很贫瘠，虽然看起来很广大，但大部分都是临近北冰洋的荒无人烟之地，粮食很匮乏。但由于城市位于北海和罗斯两大商业圈之间，水运便利，因此商业发达，成了城市的支柱。
横贯欧陆南北的商路，历史十分悠久，比这里绝大部分的文明本身，都还要久远。
波罗的海周围盛产琥珀，于是，在欧洲的史前时代，商人们就开始采集、运输这些宝石，卖到能够获利更多的南方。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葬里，就发现过波罗的海琥珀。希腊人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也一直用这种宝物作为祭品。
后来，皇帝尼禄派人探查这些东西的来源，摸清了商路的走向。后人则用“琥珀之路”来为其命名。
相比途径日耳曼尼亚的近路，罗斯地区的商路要晚很多，但随着这里的发展，商业也兴盛起来。
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和其他各公国不同，诺夫哥罗德是个不那么“罗斯”的城邦国家。
在几百年前，时任大公打败了仗，被市民趁势废黜，此后，这里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被称为“维彻”的市民大会手中，实际长官是商人和市民选出的市长。
城里确实还有担任大公的贵族，但已经是雇佣制了。只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当地最能打的确实是这些贵族，所以才留下很多遗存。不过，只有遇到战争时，他才有比较大的权力，而平时只是个卫戍部队的首领，受到很大制约。
有些比较能打、威望很高的大公，可以担任的长一些，话语权也相对比较大。但如果只是一般水平的大公，甚至得依靠签订合同，来确保自己的合法权力。
在外交上，由于紧邻波罗的海，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关系密切，是同盟的重要成员。同盟商人在东欧最大的商站，就位于这里。各方经常进行基于共同商业利益的合作，所以十分熟络。
可以说，无论制度、国家关系还是文化上，这里都更接近西北欧，而不是大陆腹地的其他罗斯国家。
和大汗的铁杆狗腿子莫斯科相比，这两个国家，几乎代表了罗斯人截然不同的两个反面。
他俩的矛盾，也一直延续到了很久之后。
在郭康的世界，诺夫哥罗德最终因为军事失败被莫斯科征服，但“向欧洲”还是“向蒙古”的分歧始终没有消失，而是长期扎根在罗斯文明的核心之中。直到他生活的时代，这两种趋向带来的撕裂感，依然困扰着罗斯人。
诺夫哥罗德与莫斯科，继任者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皇帝与沙皇，欧洲与亚洲，西化与本土……这些成对的概念与象征，让罗斯文化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
当然，在这个时代，诺夫哥罗德的商人大概率不会把莫斯科土地主当自己人。
实际上，诺夫哥罗德就是制衡莫斯科的重要力量。汗廷对于中部各国缺乏控制力量，但在最北的诺夫哥罗德，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反而一直派驻了总督和军队。
因为在当地人看来，只要不耽误他们做生意赚钱，谁来管军队都差不多。所谓总督，不过就是原来大公的替代者。
商业发达的副作用，是水陆盗匪多如牛毛，每年共和国都要投入大量钱财，招募佣兵护送商队，扫除匪徒。再加上西南的立陶宛和东南的莫斯科都觊觎共和国的财富，必要的安保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可能落得个有命赚钱、没命花钱的结局。
一切服务，都要付出合适的价格。又想省钱，又想获得好服务，确实不太现实。如果想压低商业上的价格，就得在政治和外交上增加砝码。这一点，他们是很清楚的。
南北战争结束后，诺夫哥罗德急于摆脱嫌疑，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应对罗斯地区权力大洗牌带来的冲击。
虽然地处遥远的北方，当年连拔都的大军，都没能到达此地，但现在的问题是，紫帐汗国控制了至关重要的商路。
敏锐的商人和政治家已经可以发现，和以往的东罗马王朝不同，紫帐汗国更热衷于沿着商路进行扩张。
在介入格鲁吉亚，还派兵攻入伏尔加河流域之后，他们已经直接与波斯地区接壤，控制了穿过高加索和南俄草原的要道——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从保加尔汗国到金帐汗国，当年都是借助控制这里的商路交汇地，富裕起来的。
虽然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始终没有打通，但靠着目前波斯、东地中海、罗斯、北海四个区域，已经能组织起相当大规模的贸易。其中关键的几段，都被紫帐汗国控制在手里。
如果得罪了他们，那不用紫帐汗廷自己动手，莫斯科之类的狗腿子们，就会截断共和国的贸易网络，让商人们陷入破产的境地——大家都怀疑，他们早就想这么干了。
所以，现在诺夫哥罗德共和国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才能让自己摆脱窘境。
商人们不希望付太多的钱，但必要的筹码总是必须要给的。既然如此，不如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主权转让出去。特殊的位置，使得它们完全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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