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佳士得在香港拍卖了一个玉壶春，釉里红瓶。这个瓶原来是一对英国夫妇的收藏，在他们家就当一个普通的瓷器，没有重视。有一次，夫妻俩逛博物馆偶然间发现，博物馆有一个瓶子跟他们家这瓶子非常地相像。他就想，我得找专家看看。他就把拍卖行的专家请来。专家看到这个瓶子以后，眼睛就放亮，说：“我终于找到一个好东西了。你把这个瓶子交给我们，我们给你拍卖。“那么，这个瓶子就到了香港，在香港佳士得被澳门工商巨头史蒂夫·永利以近8000万的港币买下。买下以后，他就把这个瓶子捐给了澳门博物馆。这是澳门博物馆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礼物。
这个瓶子是澳门博物馆收到的最重要的一件藏品，也是一笔最大的财富。我们就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不管是谁，博物馆是收藏的最后的一个归宿。它是造福于社会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博物馆呢？就是博物馆是造福不动声色社会，让我们的后人看到前人的一个辉煌。
明初洪武以后，紧跟着就是永乐、宣德。我在前面讲过，这一个时期是进入了明朝的盛世，永宣盛世。洪武尚红的风气，直接就影响到永乐。这些年，景德镇出土了大量的永乐的宫窑。其中，有尺寸非常高的釉里红的龙纹大瓶，气势宏伟。
宣德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宣德的三鱼碗、三果盘，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品种。到宣德这一朝的时候，釉里红烧造就变得游刃有余了。有专家认为，科学地讲宣德釉里红不是釉下彩，是釉中彩。这是一个很技术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去探讨。但是不管是什么，它是一个釉下成色呈现的红色。很多专家认为，红釉真正烧造得成功和娴熟是到了宣德。但近些年看，永乐出土的这东西，可以把这个时期提前。
我早年收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釉里红的三鱼高足碗。当时对这东西不是很了解，没有见过。别人给我拿来看，然后我拿不定主意，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不真。东西搁在我这儿搁了很久，我当时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宣德的，后来又是还给人家了。等我后来，过了很多年，反过头来想的时候，知道这个东西是个真的时候，再去找，这东西已经没了。对我来说，因为没见过，没比较，我就无法下这个决心，那就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我们今天说越是罕见的东西应该越把握这个机会。可是你有时候没有能力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有一句格言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就是我当时没有这个准备，这东西就不该我得。东西不是很贵，今天想起来，一件国宝要那个价钱，是非常便宜的。可是我当时就是没有认知，就没有能买。
釉里红到了宣德的时候就突然销声匿迹了。我们在讲青花的时候讲过，宣德以后进入了陶瓷的一个黑暗期，青花都生产得非常少。官窑不见踪迹，釉里红也就停烧了，因为它的难度大嘛。
釉里红这一停烧，一下子就过了二百年。到了康熙，它又重出江湖。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的国力在增强。很多学者认为，以科技水平来要求它这是高于青花的一个品种。当釉里红刚刚恢复的时候，釉里红烧得都偏黑，就是温度偏听偏信低。你烧的时候稍微温度一高，我刚才说了，颜色就没了。那么，你放进去是画着有纹饰的，高温一过，颜色没了等于是一个白瓶子，不好看。所以宁肯控制火低一点，所以早期的--康熙早期的釉里红经常是泛黑。后来会烧得得心应手，一开始都是泛黑。
康熙釉里红，在民国时期是深深地影响老古玩界。很多老师傅都跟我说：康熙的釉里红是不得了的收藏。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盘口瓶，画有龙纹，龙纹就黑。当时我就不太能够容忍这个黑。我觉得，红就是红。如果你红得发黑，感官上不愉悦，所以就没有买。也加上当时觉得价钱偏高，就是我觉得你谈论更红一点儿，写上康熙年制，我就愿意买了。
可当时康熙年制这事不是我想写就写上去，是康熙时候他不想不想写。康熙的时候的工匠并不想写上这几个字。所以这瓷器上就没有字，一泛黑，心里一嘀咕就放弃了。作为个人，我当时的理解力是非常低的。每一人的理解都是逐渐提高的。你遇到一上难题的时候，你能获得更大的一次提高的机会。所以，有时候难题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
雍正皇帝对瓷器的要求非常高。雍正釉里红画得非常精细，主要的特征就是轻描淡写。画得笔道都有非常细，一点儿不晕散。乾隆继承了他爹的态度。《清档·唐英奏折六十二号》记载：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唐英在北京，太监胡世杰奉乾隆皇帝之命交给唐英釉里红挂瓶一件，画样一张。并传旨：“看明瓷器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年款，送来呈览。“这个乾隆的谕旨说得很清楚，说你看清楚这个样子。当时宫廷很多瓷器是事先画纸样的，不是凭空想象，你给我往瓶子上画。我先让画家设计一个纸样，瓶子看着不错，照这个样子画，就把纸样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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